文 │羲千鬱
思慮如何參與形構社會體之文化論述？
文化在此僅以相關於藝術(即藝術作為名詞性質之專門領域：美術、音樂、建築……)，及對焦在社會結構中之論述形式以作為本文在此所欲看待之範疇。社會中任一被視為“文化”一詞，皆蘊含其精英主義、教養、專門知識與獨特性或社會化過程等意義。視文化為人為的，及含其相關經過歷史積澱的象徵物，即一個社會中奧秘難解的象徵再現系統。歐語系之文化常視同文明，諸如在人與自然之間一直有著文明(文化)與野蠻，但今日更多的是人與機械之間的一種工業文明與人文文化，所以以文明來理解將有助於我們對文化的更確切之劃界。文明傾向一種靜止狀態、一種成員組織、一種歸屬感，而文化則是關於出現及改變甚至變形之再現等觀念互相交織，由此我們可以在文化中體現一種社會性的觀念如教育啟發心智之教養，它將人類本體從純屬自然問題脫離，所以只要提到文化即是一種人文肯定，一種不同於蠻性之獨特性的哲學信念。人文將世界轉換為一連串的象徵式再現 ：藝術、信仰、儀式及風俗，甚至有些社會學者更習於將這種整套的理解方式轉化為“行動安置”，也就是說，人文行為模式於社會實踐狀態中常會以一些特定的概念，例如“價值系統”甚至是“中心價值系統”、“信仰模式”、“再現系統”、“意識型態”等更具批判性的觀念，來表現集體中的差異而非統合。前述對一種文化範疇劃界，我們將再透過布厄迪(P. Bourdieu)、布希亞(J. Baudrillard)、麥克魯漢等相關之文化論述來印證當代社會結構之文化體呈。
布厄迪看待社會資本結構除了知識資本、經濟資本外，文化資本也扮演重要位階。由其派遣詞性已指出其研究取向是承接結構主義的，結構主義者之文化因由著眼於再現象徵系統，而布厄迪更強調人們在取得經濟、文化或象徵資本後所處的結構位置，有一種不同於結構主義者的“客觀結構”，諸如；存在者主體行為之主觀意識及當下客觀物理環境結構(階級、身分結構……)，它們有足夠之權能引領並限制他們的實踐和表述。他認為馬克斯所說的那種週期性的以“生產過剩”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危機決定論及結構主義之語言象徵系統，往往忽略團體的結構位置。文化、經濟資本人團體之客觀結構本身並不會導致團體做出一致的活動，如文化資本人常鄙視金錢資本，反之經濟資本人則認為文化資本是玄虛的高級寄生蟲，不是經濟決定論及結構象徵系統而是教育扮演了聯繫這兩位置之重要角色。工商界人士送子女受高等教育，雖然這個結構位階者是物質商品的消費群，而不是藝術、甚至知識，但他們促使兒女在受教育中擁有專長及文化品味，這些人因此將文化資本注入家族的經濟資本中，而其中必然有認真向學的正確文化資本。只要投入資金、時間參與與文化藝術教育環境中，養成質地品味，即可在社會資本結構中衍生出正確文化資本位置，但文化之再現(象徵)乃是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實踐，它乃是社會結構中獨立的變項，如社會體再現的最佳代言人消費，影響它的並不僅是收入，還有文化之象徵因素、習俗價值……，而布厄迪企圖以繼承文化的哲學式機械論來把這個概念結合到社會身分。
布厄迪之文化資本顯然不是權限於布爾喬亞的商業階層，反而更屬於知識與藝術之文化階層。布希亞以消費之符碼與模式與馬克斯主義所強調的資本主義之經濟的生產與模式割離，也驅開結構主義之象徵符號模式，如其談及的今日藝術作品之消費是政治的經濟符號、大眾媒體的訊息並非它所傳遞的影像，而是它所建立的關係和知覺的新模式。所以符碼與模式指出象徵符號不等同既存的意義，意義不只是它的本義(dénotation)和延伸義(connotation)，訊息傳遞的承體本身有一個難以知覺的意義，因為它改變了我們的感覺和實踐行為(comportement pratico-sensible) ，由此布希亞的意義只誕生於消費符碼系統之中。消費不是商業主義之簡單的物質物件的消費，而是社會實踐之積極過程，是文化符號與符碼之間的關係消費，是一個社會與文化過程。
布希亞架構社會大眾媒體之擬像符碼為基點衍生的文化論述主軸，相關於當代文化論述，我們在此還要強調的有：身體不再只是一個主體身分表記，而是其影像表徵及身分位置的複合體。真實本身荒漠的擬像之內爆性的進化自我衍生。慾望中介不是策略而是某種命定。“一個“擁有內在性器物”象徵家宅本身且等同於人體，而人體生理組織之一般化，就如社會結構相互依存形成整體圖式，以此構成一生活模式而基底是自然，人以賦於形式的文化手段，使自己成為自然的質變者。”一個以社會學形式所寫的物的詩意文論，回到人和物之間的當代根本關係之物體系。
對於布希亞而言，麥克魯漢受到蠻性加拿大意識型態影響，眼見馬克斯式機械生產動力已被推入死囚，而常無意識地認為大眾媒體模式足以領航人類的未來，而無視於媒體之擬像符碼系統及在媒體上的權利組織結構，也就是說麥克魯漢是一種神秘加經驗論之媒體革命論者，由於迴避了媒體在社會實踐中所具有的關係，因此他的地球村預言成了一種技術決定論。儘管布希亞如是之觀點，我們當下之“媒體即是資訊”，甚至已超額腫脹而有一點無可避免的乏味之“媒體即文化”，促使我們得正視它。“媒體即是資訊”此一麥克魯漢的中心主張，指出媒體對人類歷史的作用比較不是來自他們所承載的內容，而是它持續地在無意識層面上所帶來的知覺變化，尤其資訊媒體之加速將快速導致人類整體“再部族化”即地球村。麥克魯漢常有如此投射到未來的提問或一種確信，認為統馭資訊即可以維持我們既有的意識型態功能之社會結構，而且也能涵蘊穩定之文化傳承。其具體論述命題如“電氣歷程，其中‘解除中央極權’(decentralizing)、整合(integrating)、加速(accelerating)等特質，傳播之重點開始偏移，從專家的“每次一個”，也就是線性、邏輯的序列，轉移到當電子資訊接近光速時的“所有同時”的關係(……)實質的連通性讓位給電氣資訊的共鳴聯結鍵與巨大的開放系統樣式。而對現時之感知現在有賴於資訊的結構。每種媒體的形式都對應於感官之間的一種不同的安排，也就是感官間的一種協調頻律，它創造出各種新形式的知覺，這些感知上的轉化，即每種媒體所創造的新的經驗方式。”這就是其所指陳之媒體即是資訊。
上述幾位當今重要社會學家在面對當代社會發展趨勢的基礎上，他們明確提出論證社會的“新的座標系”(哈伯馬斯)，各個基本理論具文化而建構了新的社會結構性功能論述。這些代表全球化文化的今日、不同地區之重要思想，它們的獻出可供畫下一新時代發軔之圖式。
（12世紀歐洲博雅教育的哲學與七大範疇Philosophy and the Seven Liberal Arts, as illustrated in Hortus delicia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