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追蹤： 看美國智庫文化
- etrangerwebsite
- 2015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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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Alexa Lee (Feb 20, 2014發表於 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
下聯準會主席職務的柏南克，己迫不及待地到華府中間派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上班。柏南克將成為該所的哈欽斯財政與貨幣政策中心（Hutchins Center on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的研究員。
摩根大通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費洛利就說：「我仍然會密切注意他所說與所寫的東西，倒不是期待他會透露聯準會下一步政策的內幕訊息，而是因為他在中央銀行事務與貨幣理論上，仍然是世界上最睿智的行家之一。」
(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一樓外觀，可微微看見英文字樣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何謂智庫
究竟什麼是智庫（think tank）？在台灣這個名詞似乎不常聽到，可能也沒有多少人解釋的出智庫到底在做什麼。如果用個簡單的比喻，我想顧問公司如麥肯錫、BCG 之於私人企業的關係可能就如同智庫之於政府一般，同為做分析、建議，差別在於方向、目的不同。
智庫也稱智囊團，特別對政治、商業或軍事政策進行研究並提供策略的機構，就是蒐集民意、運用學術專業做政策建議的一群人，一般獨立於政府或政黨，但也有由政府或商業公司出資組建的智庫。一個case的工作量小至一個人，大至一個團隊一個中心。
還記得我踏進Brookings大廳時，完全覺得就是個漂亮普通的辦公大樓，一樓有三到四間大小不同的會議室，還有餐廳和小書店。從格局說起，一樓大會議室是拿來專門辦研討會用的，最大的會議室離門口最近可以容納兩百多人，也有一些小的會議室在比較隱密的角落是專門給私人聚會使用的，而餐廳就是為這些研討會方便遞餐而存在。我有參加過幾場餐會，與會者的參與名單與座位安排都大有學問，基本上他會把具有同樣興趣、領域專長的人放在一起，以「產、官、學」三種背景併成一桌，當然這只是最基本的道理，要分配的恰到好處其實更複雜。
台美智庫差異
我觀察到美國智庫與台灣智庫最大的不同是：台灣的智庫裡辦公室幾乎每間都是研究員，比較缺乏協助型的職員或專案經理（program manager），每個人都有獨立的案子要交，可能需花費較多時間於書堆與資料之中，氣氛較為安靜。或許是Brookings是世界級規模的智庫，一個中心裡面通常只有幾個研究員，有較多協助型的職員幫忙做籌款（fund raising）或是專門辦活動與行政的中心經理，整個中心的資源都是協助學者出刊、辦活動、演講等，走廊上面很多人走來走去，時常有報社或新聞台上樓採訪，一樓每天都有研討會在舉辦。
我很佩服這樣一個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效率，這些人把每個部門、每個中心的學者文章要在哪裡發表、何時投稿、哪裡讀得到，通通每天email到每個職員的信箱裡，所有人都清清楚楚今天誰在New York Times、Economics等網站刊登了什麼文章。所有部門分工之精細、行政效率之高、訊息速度傳遞之快讓我真的可以理解，為什麼Brookings能成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智庫，他們的知識與專業是從這些螢幕鏡頭、無數場公開研討會、還有如公司部門般之清楚分工而來，這些知識大多直接傳遞給一般大眾，而非只有少數政府官員。
智庫的重要性
是什麼樣的人能夠在智庫當學者？從我個人的觀察，許多在Brookings的學者都有二、三十年的政府工作經驗，當然也有單純走學術的教授或是少數身兼私人企業職位的背景。
智庫可能是政治人物休息等待時機的地方，也可能是他不希望再進入政府希望好好做研究的所在，前者的文章可能對現今或往後的政策發展有極大參考意義，後者的文章則可能可較為客觀的論述出作者的見解。不論哪種，都對現今的局勢非常重要。例如當所謂危機（crisis）發生，政府無法拿定主意做判斷時，往往都會立即向這些智庫學者交換意見。此外，許多政府官員礙於身分，他們可能無法隨意的與民間或他國政府交換訊息，這時就是這些智庫學者們發揮長處的時候了，例如參加官方色彩濃厚的研討會或是代表政府發表意見等。
美國智庫與台灣
正因為台灣與美國沒有官方關係，所以影響力大的智庫學者，對台美關係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前副總統蕭萬長去年十一月帶領二十幾位企業大老在智庫發表演說，希望美國支持台灣加入TPP。去年六月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也在布魯金斯研究院與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合辦之研討會，闡述民進黨政策與加強台美關係之觀點。在台灣外交有限的空間之下，不論藍綠，美國智庫可以說是台灣政治人物爭取支持、發表意見與產生更多和美方交流機會的地方。
美東時間11月20日前副總統蕭萬長訪華府布魯金斯研究所發表演說
這幾個月下來的實習，讓我體認到台灣不乏專業的智庫，但美國智庫的研究獨立性，與對知識傳播、普及化的努力非常值得台灣的智庫們參考。或許是因為美國智庫有較足夠的資源進行明確且細緻的分工，他的高效率直接加速了影響力，讓一般民眾能直接獲得知識並時常有參與研討會的機會。
但更讓我覺得美國智庫成功的原因是，美國人非常關心與他們日常生活有關的決策，他們聆聽智庫學者的意見卻也有自己的見解，並親身參與研討會表達對政策的關心與疑慮，就連表達政治想法也是年輕朋友們聊天的話題之一。同樣是民主自由的社會，或許我們對於知識的正確度要求可以再高一點，對於不同意見的接納還要再更廣一點，朋友間討論的生活話題可以更深一點，讓我們生活的空間有更多意見被聽到被討論到，好比沒有範圍的智庫，呼吸進知識產生更多有意義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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